重重质疑：鞋厂女工周建容7.17自杀日被设为劳工受难日

               原创： 工评社 秋火杂谈集2世2017-07-17

【工评社2017年7月17日重审劳工界历史】

        今天又到了部分劳工界人士热衷推崇的所谓「7.17劳工受难日」——其来历是三年前深圳一家鞋厂罢工期间，一名50岁的女工周建容跳楼自杀身亡，当时在部分劳工界人士提议和呼吁下很快就把该女工的忌日设立为了「中国劳工受难日」，一开始就介入了这场罢工的广东劳维律师事务所的主任段毅甚至把网名都改加上了前缀「7.17」（即「7.17一纠结的草绳」）。

（照片来源：网络）

然而今天再回过头来看（尤其是结合今天王江松所写的三周年纪念文章），深圳哥士比鞋厂女工周建容自杀日被设为劳工受难日这件事情，却让人质疑重重：

第一，周建容自杀身亡次日王江松、张治儒发起的所谓劳工界呼吁书，很肯定地说周建容的自杀是因为厂方从当年2014年6月12日到7月中旬陆续开除罢工工人：「周建容已经50岁，工厂开除她就意味着将无法再找新的工作，中断了基本生活来源，故愤而选择以死抗议」。

但实际上，连同厂工友都不太清楚周建容的死因，只是「怀疑就是因为看到这个通告（引指：7.16解雇公告）受了刺激，一大早过来看到通告，想不通」（据南都2014.7.18报道《维权被解雇 女工坠楼亡》）；甚至连同在一个厂工作的周建容的丈夫，「也没有觉察出她在跳楼前有任何的异常」，「没有人知道走上绝路那一刻，她经过了怎样的心理斗争」（据财新网2014.7.17《深圳女工参与停工活动遭开除跳楼身亡》）。

有意思的是，王江松昨天为今年「7.17」所写的《推动人权法治，实现劳资公正—7.17中国劳工受难日三周年纪念文告》（发布在工友文宣专栏公众号的署名是王江松，但却迅速删除了，又贴在工友文宣组博客上，却未注明作者）主动提问道：「如果我们具有最低限度的事实认知、逻辑分析能力，都会追问：……这是个人原因产生的个案，还是制度原因导致的悲剧？」

——可是出题人王江松老师对他自己提出的问题没有做出任何分析，而是紧接着提供了他老生常谈的标准答案：「问题的直接诱因是哥士比资方的霸权与非法解雇给维权工人的打压，但根源在于中国劳工不能依法、有效、持久地组织联合起来……」

王江松这种自己提出问题却又完全拒绝分析问题的奇怪态度，对比这件自杀案不确定的原因，让人更加疑惑。

第二，我们也需要检讨的是，本社当时做过一篇正面报道，是出于对主流劳工界一定程度的信任（当时国内有34家劳工公益组织和5家其他社会公益组织、以及700名个人参与有关哀悼周建容和呼吁设立劳工受难日等倡议的联署），但我们事后很久才了解到，广东劳维律师事务所一开始就有介入周建容所在的深圳哥士比鞋厂工人维权运动（见下图），而劳维律所的主任段毅却又是周建容自杀日被设为劳工受难日这一突发舆论事件的重要推动者，那么问题就来了：既然如此，为什么劳工界及其相关友情合作的媒体一直说不清楚周建容自杀身亡、她个人究竟有怎样的情感动机以及她生前的其他情况？（这与韩国工运榜样全泰壹是截然不同的，虽然全泰壹自杀身亡时年仅22岁，而且他的自我牺牲举动也让很多朋友意外，但他死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他的身边人和工友都非常熟悉他而且敬佩他，给世人留下了大量生平记录、众多可以追忆他的亲友，这与王江松夸张的拔高吹捧抬举成所谓「世界经济史、政治史、法律史、心灵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却对具体详情至今语焉不详的50岁女工周建容之死形成鲜明反差）

更重要的是，既然有工人维权机构介入，为什么还是发生了罢工工人身亡的事件？罢工的组织或责任关系上究竟哪里出了问题？三年过去了，仍然没有任何人出来解释清楚，无论王江松张治儒还是段毅都没有任何清楚的交代。

（照片来源：网络）

        工评社2014.7.18的报道《罢工女工周建容自杀：捍卫工人尊严的无声抗议》（存档于工评社文集P3-#49），详细记录了所谓「7.17劳工受难日」的来由：

        「周建容自杀次日，今天凌晨4点浙江劳工维权工作者黄才根提议：“中国的劳工权利状况已如奴隶时期之奴隶！富士康的十几连跳还惊不醒国人，但愿周建容事件为最后，建议每年的7月17日为中国的劳工权利日，以纪念周建容的被迫牺牲！”http://weibo.com/2672136251/Be4nYo57c 劳工大律师段毅转发了这条微博，甚至改了自己的微博网名，称：“为了不能忘记，为了纪念哥士比女工的牺牲，为了那无数的为了，纠结的草绳改称7.17一纠结的草绳。”http://weibo.com/2487513503/Be6nDe1Lk …… 

       「就在本文发稿前一个多小时，深圳春风张治儒在网上发表了劳工学者王江松起草的“劳工界呼吁”，就周建容跳楼自杀事件，正式提议将7月17日命名为中国劳工受难日」。

        从上述过程来看，似乎表现出一个有人倡议、有人转发、形成舆论、然后劳工界呼吁书响应这种舆论顺水推舟提议设立劳工受难日的过程。从逻辑上看是这样。但这个过程未免也太过迅速，从有人倡议到写入文章形成正式文宣仅仅十几个小时，而这位女工大姐的自杀还有很多问题没搞清楚（至今都搞不清楚）。这不但让人觉得太过轻率。而且就好像一群人不知如何收场，抓住了一个突发热点事件当作救命稻草一样顺势炒作成一件有光彩的事情一样，可是倡议者和呼吁者有多少真正关心、追问、了解到了女工周建容的真正死因和生前心路历程？

        第三，当时针对周建容事件由王江松张治儒发起的劳工界呼吁书，共有四个要求，除了设立所谓「7.17劳工受难日」、谴责资方和要求政府对劳工三权立法外，还有一个很直接的现实目标：「强烈呼吁广东省人大迅速通过正在审议中的《广东省企业集体合同条例》」。不过这一条例已经在2015年开始生效，由于政治环境越发加剧的挤压，该条例并没有起到主流劳工界之前所期待的促进集体谈判和工人维权、解决劳资纠纷的作用。

        所以时至今日，当年的劳工界代表王江松只是借「7.17」日子继续强调劳工三权的重要性，又继续推崇近两年多来着重推销的所谓「工人代表制」；包括像和尚念经一样叨叨絮絮说：「根源在于中国劳工不能依法、有效、持久地组织联合起来，形成自己的组织、集体人格和意志，与资方抗衡」。但王江松的这些说词却还是一如既往的空洞、无力，让人疑惑：——难道2014年哥士比鞋厂罢工不就是对罢工、谈判、工人组织（即劳工三权）的实践，包括在罢工中补选了工会成员，并且在工人行动实践中碰壁了吗？哥士比鞋厂从当年5月26日持续到7月中旬，近两个月，还不够「持久组织联合起来」吗？

       看来归根到底，王江松还是把希望寄托于统治当局的立法和认可权利（看看又是王江松才亲切熟悉的一大堆体制内官腔）：「出路只能是：认真对待市场经济的历史经验教训，尊重人类社会的通则，全面承认和有效保障劳工的基本人权，特别是结社自由和组织权利、集体谈判权利、罢工权利；强有力地约束地方公权力，须在劳资之间中立、公正，积极解决劳资矛盾，建立健全劳动法治。唯有此道、此路，中国的劳资关系才可能基本公平、公正、和谐，实现劳资共享发展成果。」

        可是，统治当局就是不认可怎么办？（不但不认可，而且有越来越多迹象表明，新一轮压迫式的清算正在临近，并且让人深感悲哀——那种清算必将会借助王江松段毅张治儒团伙的大量劣迹，而那些劣迹确实是遭到众多工友痛恨、不齿的。）王江松们无能拿出任何实际办法，只会继续老生常谈重复一些软弱无力的改良主义假大空话。

        空洞软弱无力，疑虑困惑重重，就好像在无耻地消费女工周建容之死，这就是已经沦为劳工界末流的王江松又借所谓7.17劳工受难日做文章给人的感受。幸好，我们正在或已经学会不再把工人进步的前途维系在这些末流黄色劳工界大佬身上。我们的质疑应当成为更多工人重新觉醒、远离和唾弃王江松段毅张治儒之流贼船的开始。